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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余者的零落 ——談《沉淪》與《芝加哥之死》中留學生自我認同的落空

論文查重   作者:虞知樂   時間:2017-09-29    閱讀:


 
零余者零落
——談《沉淪》《芝加哥之死》中留學生自我認同的落空
虞知樂  山東大學文學院
摘要:《沉淪》和《芝加哥之死》分別為郁達夫與白先勇的短篇小說。它們都是留學生文學的重要作品,都聚焦于留學生的自我認同危機,同時呈現出相異的大環境特征和具體肌理。本文將從他者目光的冰冷、性與愛的無依、文化與價值的失根等方面對兩部作品進行比較論述,試圖探究這兩部作品中“零余”與“零落”之深層內核。
 
關鍵詞自我認同;留學生文學;零余者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曾出現五四時期新青年留學熱潮以及五六十年代臺灣留學熱潮。這兩次熱潮中,大量中國學子求學海外,現當代留學生文學由此誕生。郁達夫和白先勇分別為五四時期和五六十年代留學生文學的代表作家。
郁達夫的《沉淪》與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皆為兩人在留學生題材上的代表作品。兩篇小說的創作時間前后相隔四十余年,卻呈現出人物和情節安排的多處呼應共通。兩篇小說的基調都十分壓抑、感傷;主人公都是憂郁彷徨的知識青年;主人公都經歷了精神上巨大的痛苦,為國族、欲望等問題尋覓掙扎,且在小說結尾選擇走向死亡。兩篇小說所講述的都是“零余者的零落”。
“零余者”這一形象最初見于俄國文學中。而在中國文學史中,是郁達夫最先提出并投入創作的。“‘零余者’屬于邊緣人物形象,帶有邊緣性的文化表征,他們多掙扎于兩種文化的夾縫之間,或進或退、無所歸屬,他們理想的種子在現實的土壤里不能發芽、開花,以致郁悶、悲憤、頹廢……帶有很大的悲劇性色彩”。上述兩篇小說中的留學生“他”和吳漢魂,無疑是“零余者”的典型。
筆者認為,使得兩個主人公陷入“零余者”的境地,并依循各自的軌跡走向“零落”的根本原因是其自我認同的落空。查爾斯·泰勒曾對“自我認同”這一概念加以闡釋:“對我們來說,回答這個問題就是理解什么對我們具有關鍵的重要性。知道我是誰,就是知道我站在何處。”而這一“知道”需要穩定的世界觀,以及自我對意義的求取和認證。
留學生在巨大的困苦之中步步維艱,始終沒有尋得自我認同,最終全然否定了自己的生存理由和生命價值——這即是《沉淪》與《芝加哥之死》所展現的悲劇。
 
一、 他者目光的冰冷
    自我認知是經由對所處情境和自我位置的審視和思考得出的,“每個人的自我確認,需要各種資源,因為我們是在各種復雜的關系之中確認我們自己是誰,我們如何對待我們周圍的世界。”“他者”是外在于自我,并與之產生關聯的客體。對《沉淪》與《芝加哥之死》的兩位主人公而言,其所處的異國環境與所遇的人物,都屬于他者。他者的目光和態度是獲得自我認同的必要一環——“認同的達成,是在與關鍵人物的對話中、從他者的視域下進行自我審視、自我建構的。自我認同不是單向建構的,而是在一種反饋式的關系結構中完成的。”
《沉淪》中的“他”是敏感而病態的,始終惶惶揣度著日本人對自己的惡意。他躲避與日本同學相處,疑心他們在背后嘲笑他,甚至路遇向他問好的農夫也倍感慌亂。在他消極甚至帶有被害妄想的理解之下,他者對自我是絕對否定的,“世人與他的中間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此外,由于他的幾個中國同學“怎么也不能理解他的心理”,他亦報以疏遠甚至敵對的態度。
《芝加哥之死》中的吳漢魂與他者的隔絕更為徹底。他日復一日在狹小昏暗的地下室里拼命地讀書。當他走出地下室,真正看到城中區的一切時,“他突然覺得芝加哥對他竟陌生得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地理名詞,‘芝加哥’和這些陳舊的大建筑,這一大群木偶似的扭動著的行人,竟連不上一塊兒了。”吳漢魂一朝醒覺,他與這個生活了數年的城市仿佛從未聯結。而小說中唯一一個與之產生接觸的人物,即他在酒吧遇見并與之發生性關系的蘿娜,對他的稱呼始終是“東方人”。在吳漢魂告訴蘿娜自己的名字后,蘿娜認為太別扭改叫他Tokyo。當吳漢魂說自己是中國人時,蘿娜表示“你們東方人看來都差不多,難得分。”名字在一定意義上是一個人身份和重要性的象征,此處,吳漢魂的自我連同國別,都被輕易地抹去了。
如果說《沉淪》中的“他”感受到的是外界的鄙夷和敵意,那么《芝加哥之死》中的吳漢魂則是被輕視和忽略。而這些目光之所以在兩人的心中映照得如此冰冷,與兩人的國族存在著極大的關系。
《沉淪》主人公時常以中國人和日本人對自我和他者進行區隔。當他因同學不主動找他談天而怨怒時,他嘲罵自己“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對你當然是沒有同情的,因為你想得到他們的同情,所以你怨他們,這豈不是你自家的誤會么?”而在內心獨白和日記呈現中,他一次次熱切地表達對中國怒其不幸哀其不爭的情緒,哀怨地吶喊著“我總要復他們的仇”。中國的落后和虛弱使得他陷入極度的自卑和敏感中,也影響著他對他者的態度及他對他者態度的解讀。
《芝加哥之死》中,吳漢魂的國族身份雖不至于使他陷入病態的惶恐,但“遙遠的東方”的確如同一個標示異類的標簽跟隨著他,加深了他與所處環境的互不理解和格格不入。他者對他而言,其距離感和漠視感不言而喻。
 
二、 與性的無依
愛是一個人存在的證明與歸屬,但兩位主人公都沒有在情感上沒有得到接納和慰藉,處于“孤絕”的狀態。
《沉淪》中的“他”在與長兄發生齟齬后立刻去信斷絕關系,自認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其后,他對他人的揣想更為兇惡,對自己的人生更為放任。而《芝加哥之死》的吳漢魂在接到母親逝世的消息后仿佛被剪斷了與人世相連的唯一紐帶,近乎癲狂地投入課業中,整夜被關于母親的夢魘糾纏。于兩位主人公而言,親情是維系他們與人世“藕斷”卻仍舊“絲連”的力量。親情的斷裂是讓他們在零落中下沉的重要一擊。
親情已然失去,愛情更是渺茫!冻翜S》的主人在孤單的青春里急切難耐:“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只要一個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白熱的心腸!從這一副心腸里生出來的同情!從同情而來的愛情!”但是始終沒有出現這樣一個主動奉獻的異性,國別的羞恥感、強烈的自尊心、病態抑郁的思考方式又使得他對自己能擁有愛情的可能持絕望態度!吨ゼ痈缰馈分袇菨h魂的情況則不同:在芝加哥的生活中,他忙于功課而疏于社交活動,形容蒼老而在異性前自卑。他曾得到過一個女子真正的愛,但終究因去國之舉失去了她。離別之后生活的繁瑣固然是他們漸生隔閡、走向陌路的原因,但也有學者指出,離別時,吳漢魂的克制和決絕已然是一種出于道德考慮的放棄。“可見他對性是相當矜持的,對婚姻愛情有著深沉的責任感,骨子里浸透了傳統文化道德。”
在這兩篇小說中,“性”問題的探討無疑是其重要主題。兩位主人公都在作者筆下進行了關于“性”的思考掙扎,“性”亦成為其走向零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對“他”和吳漢魂而言,性原本是羞恥的、隱晦的,但在其處境下,性關系的發生一方面能夠滿足生理上的欲望,另一方面是在精神上擺脫孤獨困境、與外界發生關聯的特別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所談及的“性”已不僅僅是主人公個人層面的需求和排解,更是“自我”與“國族”建構與解構的輻輳點、隱喻著兩者關系的象征符碼。
《沉淪》中的“他”在與異性接觸、經歷性挑逗的過程中往往是自卑的、受驚的。同行的日本男生搭訕女學生時,偷窺旅館主人的女兒洗澡時,以及在面對酒家侍女時,他都表現出一種不安、羞恥的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與人我互動中的性別與國別位置流轉有著顯著的聯系。“他”原本擁有著在兩性關系中一貫被視為強者的男性身份,但因國家的積弱而在與異性的互動中產生卑微之感,反而認知為較低階的一方。上下位階的取代取消了“他”在生理性別上的優越,而感到國別所帶來的屈辱。當酒家女問道:“你府上是什么地方?”他對“支那人”身份的憤懣和羞愧涌上心頭,立刻臉色大變、渾身發顫。
兩性關系的強弱顛倒同樣反映在吳漢魂的性經歷上。當吳漢魂與蘿娜相處時,吳漢魂始終是驚惶的被支配者。在小說帶有吳漢魂主觀色彩的描寫中,蘿娜的一舉一動呈現得野蠻、丑惡,兩人性關系的發生甚至帶有“誘騙”的意味。兩人之間,蘿娜的主導地位是顯而易見的,而吳漢魂則在其中被擺布甚至霸凌,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渺小和破碎。          
國別位階對性別位階造成了強勢逆轉,在此情況下,“性”的主題暗含了主人公自我羸弱昏暗的面向。“‘象征符碼’基本是以修辭格‘對照’組的方式來呈現其意義,如冷與熱、愛與恨、生與死、男與女等。”——以《S/Z》中羅蘭巴特所闡述的象征符碼概念解讀,“性別”之男女與“國別”之強弱已構成主人公處境和心境的重要象征。其自我認同的建立在“性”的實現中是無望的。
除卻國族位階的高低,兩人“性”之觀念與行事的矛盾演變,還折射了另一個關鍵的問題,即國族文化的差異。此亦是導致兩人無處安置自我價值、自我認同岌岌可危的重要因素。
 
三、 文化與價值的失根
《沉淪》中的“他”,乃至郁達夫筆下的絕大部分主人公,都在性的追逐、矛盾和挫折主題中徘徊。在郁達夫留日期間,“兩性解放的新時代,早就在東方的上流社會——尤其是智識階級、學生群眾——里來到了。”被設定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的《沉淪》對此已有多處反映,例如女學生向異性暗送秋波、男女在蘆葦中私會、酒家客人與侍女調笑等情節。而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芝加哥更是一座充斥著性與激情的城市!吨ゼ痈缰馈分,吳漢魂從地下室窗口窺見的城市一角,充斥著女子身姿和歡愉調笑。此外,小說中以吳漢魂的眼光展現芝加哥的多處描寫尤為精彩,這座城市的欲望氣息呼之欲出——
“芝加哥從夏日的午睡,嬌慵地蘇醒過來。”
“整座芝城,像首扭扭舞的爵士樂,野性奔放地顫抖起來。”
“六月的芝加哥,在黃昏時,像塊剛從烤架上叉下來的牛排,醬汁滴瀝,顏色黃爽,洋溢著透熟的肉香。”
吳漢魂臨死之時,文本出現的對芝加哥的最后一次描寫是如此絕望:“芝加哥,芝加哥是個埃及的古墓,把幾百萬活人與死人都關閉在內,一同消蝕,一同腐爛。”這寄托著他始終是城外人的悲傷和荒誕。
毫無疑問,對兩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成長的青年而言,異國性觀念的開放、人欲的崇尚是極具沖擊性和異己感的。他們過去奉行的是禁欲主義的東方倫理,在性的方面長期持保守壓抑的態度。中西性觀念的不同,使得他們不知何去何從,陷入囹圄之中——他們的內心希望認同西方觀念使主體得到滿足和釋放,又無法擺脫一貫秉持的東方觀念加之于其的強烈負罪感。
小說中兩人對于性的接受過程十分痛苦艱辛,并最終走向了價值幻滅。“當一個人在各種文化傳統的對立、沖撞中無所適從的時候,他(她)就必然陷入認同危機。這樣,在異質文化激烈沖突的時代,往往易于產生認同危機,或一個群體內部的認同的分裂。”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之間,個體是局促無力的。自我認同的完成,首先需要一套統一的文化價值體系作為依據。文化價值的無所依歸使得自我認同無處扎根,也就無從談起。個人倫理觀念評定方式的喪失,使得思想和行為變得模糊、虛無,或是腹背受敵、無法立足。兩部作品皆體現出主人公在兩種文化傳統中尋覓生處的艱難痛苦,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異國的文化環境中無法割舍與原初所認同的中國文化的關聯。
《沉淪》與《芝加哥之死》分別呈現出西方文學中浪漫主義風格與現代主義風格的顯著特點,然而易被讀者忽略的是,其中也隱含著傳統敘事和傳統文化的痕跡。
除卻華茲華斯、海涅等西方詩人外,《沉淪》中還提到另一位詩人——清代的黃仲則。文中對“他”的故鄉和舊時書齋有多處描寫,亦交代他過去的時光都是在中國度過的,換句話說,他是在中國的歷史洪流中長大的。即使在時代的變動之中,他仍舊受到傳統典籍的巨大影響,“他回家之后,便整日整夜地蟄居在他那小小的書齋里。他父祖及他長兄所藏的書籍,就做了他的良師益友。”不單有西方文化的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在他的性格塑造和價值建立方面起到了更重大的作用。當他決定寫詩寄友,他寫下的亦是七言古詩。
《芝加哥之死》的敘事里則出現了非常多外國文學作品與作家、音譯語匯和現代書面語,但細微之處仍能看見吳漢魂視角的“傳統化”。女人的“腿子”、“膀子”;燈花像“鬼火”、堤岸是“一溜”堤岸——作者始終以吳漢魂的角度來觀照外界,其中出現了一些鄉土性質、俗語性質的詞語使用。體現得較為集中的是在文中蘿娜語言的翻譯部分,例如“找不到伴兒,我猜。”“你也要杯酒來,我們且樂一樂。”蘿娜說的話原是英語,但在吳漢魂視角下,其翻譯而來的不是正統規范的表達,反而呈現出本土俏皮的方言色彩。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蘿娜形象的隨意粗俗,更重要的是,這一若隱若現的語言特色暗示了吳漢魂的所看所感最終著落在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背景上。
中國傳統已經深入骨髓,但每時每刻都生活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之中——對兩種截然相反的文化皆有所親近和投入的兩難情況下,作為留學生的主人公因失落了終極價值而失落了對自我的認同。
 
四、 結語
    《沉淪》與《芝加哥之死》的主人公各自經歷了其自我認同的尋求和落空,各自經歷了焦慮、變態、虛無的心理狀態,最終都在他鄉一個孤獨寂靜的角落選擇自沉以得到解脫。無法得到他者的認同、性與愛的滿足以及文化價值的終極立場,這都與其無法拋棄、亦無法與異國環境相適應的國族背景有著重大的聯系。某種意義上,兩位主人公的零余,代表著其時代背景下現代化、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的零余。
這兩部小說投射了作者其自身處境,亦投射了其時整個留學生群體,乃至整個國族的處境。查爾斯·泰勒認為自我認同的求取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在現代之前,人們并不談論‘同一性’和‘認同’,并不是由于人們沒有(我們稱為的)同一性,也不是由于同一性不依賴于認同,而是由于那時它們根本不成問題,不必如此小題大做。”留學生在現代西式社會中所感受到的外界沖擊,亦是向現代化轉變的中國時刻在發生的傳統與現代的沖撞。“生活于這種‘中間’或‘過渡’狀態的人既無法在傳統社會制度、倫理結構、道德評價體系等所提供的視界中確立自我的某種內在本質以及在社會網結中的位置,又因對現實社會狀態的某種不適應,而難以實現對周圍事物和自我的完整、穩定的認知。”如何在這一種“中間”狀態中安置自我,而不淪為零余者,不僅僅是留學生文學所包含的個體疑惑,更是整個現代化進程中國族性的精神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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